3 群经略说 3.1. 书 3.1.5 然而,古文《尚书》的好景不长。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继起的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是今文《尚书》的信徒,他选择今文《尚书》家欧阳派的学者桓荣为太子的师傅。太子即位为汉明帝,又特别尊宠师傅,桓荣一家接连三代为五皇帝之师,授业于桓氏的弟子数以千计,得以贵为公卿者不胜枚举,桓氏一门之盛,古今无匹。东汉后期,桓氏弟子杨震又是一连几代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至有“关西孔子”之号,可见当年声名之赫赫。
故终东汉之世,古文《尚书》始终未得立于学官。
不过,经过王莽与刘歆的提倡,古文《尚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东汉却日渐增高,不仅流传渐广,而且开始有人为其撰写著作。据《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初年古文《尚书》学者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不过,对古文《尚书》流传功劳最大的,却要数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四人。杜林自幼从父受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杜林避难陇西,在陇西偶然获得一卷漆写的古文《尚书》,如获至宝。东汉建立之后,杜林在京城洛阳朝廷为官,结识了朝廷中另一位研究古文《左传》的学者郑兴,两人共同提奖古文家派的经学,致令古文经学在学术界大为盛行。当时另有一位古文《尚书》学者卫宏以及卫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学问,都拜杜林为师。卫宏还曾研究过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上的古文字,写成一本古文字学的专著《古文官书》。也许因此之故,后世有些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只是那一卷漆书,或以为东汉盛行的古文《尚书》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国传下来的古文《尚书》。这两说其实皆不能成立。杜林早在获得漆书之前就是古文《尚书》专家,而且漆书只有一卷,较当时流传的古文《尚书》更加残缺不全,杜林断无因获得一卷漆书就放弃以前所学之理。杜林也不具备一手遮天之势,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书取代业已流传二百多年的、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此外,晚于杜林的东汉古文《尚书》学者一概认为其所学、所传,皆为孔安国所献者,并无一人声称其所学、所传者为杜林所得之漆书。不过,如此这般说,并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书对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作过校对订正的工作。换言之,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也许可能同孔安国的“隶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样,贾逵也是家学渊源,其父贾徽曾师从涂恽学习古文《尚书》。贾逵博通今古文之学,是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经的大学者。他起初传授今文《尚书》,依据大夏侯家的版本,后替古文《尚书》作训(“训”,即“注释”),采用杜林所传授的版本。贾逵既无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故所著古文《尚书训》,兼采今、古文家之说,间下独到之见,从而开创不墨守一家之师说的学术风尚。自贾逵之后,东汉古文《尚书》学者皆效仿贾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态度。东汉明帝时朝廷效仿西汉成帝、哀帝之例,作过一番整理皇室藏书的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恰是贾逵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整理完毕之后,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与整理的结果写成《汉书》的《艺文志》;贾逵则仿刘向《别录》之例,写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别录》。贾逵的《别录》今佚,其中关于《尚书》的简介见诸唐代学者孔颖达主编的《尚书正义》。据《汉书·艺文志》可知,今文《尚书》的版本无论是欧阳家还是大、小夏侯家,在东汉明帝之时皆与刘歆之时相同,没有变动。而皇室所藏之古文《尚书》,却由五十八篇变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书》“逸书”中的《武成》篇在东汉初期遗失。至于民间的古文《尚书》,则从来仅有三十四篇,“逸书”并不在其中。 汉明帝去世之后,贾逵一再向继位的汉章帝推荐古文《尚书》,汉章帝遂令贾逵比较古文《尚书》与三家今文《尚书》的版本,写成一部《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成为第一部沟通今、古文《尚书》的著作。汉章帝还在建初四年于白虎观召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既有今、古文家学者,也有如贾逵一样兼通今、古文两派的学者。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总结编成《白虎通义》,亦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从此,两派之争走向低潮,综合今、古文两派之见逐渐成为时尚。建初八年,汉章帝采纳贾逵的建议,令各今文家学者选派一名高足学习古文《尚书》与古文《左传》,并授官职予师从贾逵习古文经的弟子。于是,古文家派虽不曾立于学官,却终于取得了等同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继贾逵之后,古文《尚书》学派复经马融、郑玄的鼓吹而终于后来居上,彻底压倒了今文家派。马融附会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为孔子学术,以孔子之见,未必不为“小人儒”。不过,当时人却以“大儒”目之。之所以得“大儒”之称,原因有三:其一,学问渊博。马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等儒家主要经典皆有著作的学者。其学虽有庸俗可讥之处,亦不乏精辟之见。比如,马融发现不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字一律不见于今、古文《尚书·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书·泰誓》在文体上亦不相同,从而论断今、古文《尚书·泰誓》系后人伪作。马融不仅为对《尚书》内容真伪质疑的第一人,其论证手段也为后世研究《尚书》与其他经典著作所取则。除儒学之外,马融还曾注《老子》、《淮南子》与《离骚》,可见其博,不以儒家学术为限。其二,文彩飞扬。马融不仅为经学家,而且为文学家,赋、颂、碑、诔、书、记、表、奏、对策、七言诗歌等等各种文体,无所不能。其三,弟子众多。卢植、郑玄等名家、大家,皆其高足。
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少时为乡啬夫,非所愿,后弃吏而入太学,先后学习各种儒家经典以及算术、历法。自以为函谷关以东没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关,通过卢植的介绍拜在马融门下。据《后汉书》的记载,马融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上课时还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场,较之董仲书的“下帷讲诵”,有过之无不及。卢植有幸得为马融入室弟子,侍讲多年,从来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马融的气重。郑玄没有这份运气,投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有听马融入室弟子转述的份。然郑玄不以为耻,日夜诵习所闻,未尝懈怠。一日,马融同高足探讨天文图像,需要善算术者,听说郑玄精于此道,遂召郑玄登楼与会。郑玄乘便向马融请教多年积累下来的疑难,问毕即告辞东归,令马融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郑玄回归故里后名声大著,拜在郑玄门下者数以千计。东汉末年先后发生两次所谓“党锢之祸”,因士大夫、学者联合反对宦官,被宦官指为结党为逆。但凡被指为党人者,重则迫害致死、逮捕下狱、流放边疆,轻则罢官、禁锢。郑玄亦因名列党人而遭禁锢,遂闭门著书,于儒家各经大抵皆有注释之作,于古文《尚书》自不例外。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之说、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会贯通,于前人之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故自郑玄之注释出,古文《尚书》遂形成贾逵、马融、郑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贾、马两派皆亡而郑玄一家独盛、历千馀年而不衰。不过,郑玄对古文《尚书》的讲解不仅搀杂了今文家的观点,而且也混入一些“纬书”的说法,故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虽然还是用的孔安国传下来的版本,其观点和研究方式却已与西汉以及东汉初年的古文《尚书》家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