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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四月份就开始"坚持"上班,并每天去广场,六月三日那天晚上,我妈睡在了大门口……
从我们家窗户可以看到天安门方向的空中有曳光弹飞过,一阵一阵地、时紧时疏……
第二天凌晨五、六点,有人“咚!咚!咚!”地敲我家的门,打开门一看是我爸同学的儿子,是肿瘤医院的医生,被医院派到广场去的,他搂住我妈嚎啕着:“开枪了,杀人了……”,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
我那是正在等待澳大利亚的签证,突然北京市公安局说要换出境卡,持照人须拿单位没有参加动乱的证明去换一张蓝色(或红色的,记不清了)出境卡,才可以出境。我们单位的政工处长是一个部队搞政工下来的,他在办公楼入口的墙上贴了一张时间表,上面详细列明了四月至六月四日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让单位的每一个人列明自己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在什么地方、证明人是谁?全单位的人都拒绝向政工处报告,只有一个年轻工程师报告了,他的证明人是他那正在吃奶的孩子。
我找到单位政工处的干事开证明(也是部队上下来的),他严肃地问我:“你真的没去游行?”我说:没去。他打开抽屉拿出公文纸就给我开了证明。我跟他没什么交情,也就是午间休息时一起打拱猪的搭档。
我在广场照了几十卷照片,我没敢冲,因为那里面有一些我认识的人(除了我们部机关和一些下属单位,还有社科院、儿艺、人艺、戏剧学院、……还有我妈!),我怕这些照片落到公安的手里,我心想着如果在飞机场被查到,我就尽可能地把底片拽出来……第二年大年初六,单位刚上班,我连工作也没交接就飞往悉尼了……
下了飞机,大概说了一句:他妈的!我不知道是在骂谁……
那些照片我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
在广场的四十天,我见过忧国忧民的人、我见过满腔热血的人、见过天真热情的人、见过一位出差的女士那随身带的钱都捐给学生、见过卖冰棍的老太太把冰棍都送给了学生、见过劝学生的中年人、见过哗众取宠的人、见过雷子、……
我去同仁体检,那个女医生跟我说走了就别回来……一进门的楼梯底下摞着六、七个担架,那上面的血已经凝成黑色的了……
那几天满大街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在劲松桥上我看见一个巡逻队里的小兵被沉重机枪背带把衣领挒到了一边,满头是汗,费劲地跟着巡逻队的步伐。那孩子也就跟学生们一个年龄。
建国门桥每一层上都有坦克,当你看着那钢铁的庞然大物,你感到你充满热情的血肉之躯也不过是“父母给的皮肉包着些骨头”……那些当兵的戴着钢盔,手举着冲锋枪,穿着背心裤衩站在坦克上,立交桥旁边那座充满了“力量”的大楼里所有的斯文都不敌背心裤衩冲锋枪。
那时候谣言满天飞,说是那里那里又摸哨了,当兵的见可疑的就抓起来……
一天,我骑车去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走到复兴门立交桥上,大桥上哨兵密布,前面有三个当兵的站成一排,我刚骑到跟前,只见三人一齐挥手,吓得我一摆把就摔了下来……
“敬礼!”
我坐在地上,耳朵里还在回响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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