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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58年我乘京广特快北上北京的时候，看见沿着铁路两边都是土高炉，烟火不断。
当时我不过11，都在纳闷：为什么炉子非要建在铁路沿线？难道不就是为了让人看见么？
”英明的党中央“居然看不出来！
全民炼钢，炼到小学生把家里的炒菜锅偷出来作为原料上缴。
消灭麻雀，搞到全城的人同时敲锣打鼓，把麻雀从天上振下来。
......
当时的愚昧与疯狂，如果不曾亲身经历过，绝对难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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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炎黄春秋》 2008年第05期，作者：任彦芳，原题：《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 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唿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唿天!
1959年8月，在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了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着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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