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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经略说 3.1. 书 3.1.4
汉成帝、汉哀帝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奉敕整理皇家藏书。刘歆将整理结果总结为《七略》。据《七略》所述，至汉末之时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在版本上皆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小夏侯两家的今文《尚书》仍作二十九篇，没有变动。欧阳家的今文《尚书》却把《盘庚》篇拆为上、中、下三篇，内容虽未变动，目录却列为三十一篇。古文《尚书》则不仅同欧阳家的今文《尚书》一样，拆《盘庚》为三篇，还把《泰誓》这一篇也一拆为三，更把《顾命》一篇的后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诰》。不仅止此，古文“逸书”中的《九共》篇也一拆为九。于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就成了五十八篇。不过，同今文《尚书》的情况一样，篇数虽有增加，内容却无变动。《史记·殷本纪》称帝小辛（盘庚之子）“乃作‘盘庚’三篇”。《史记·周本纪》有前后两“康诰”，前者为周公作，据说旨在教导卫康叔（周公之弟）如何为政；后者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编写的年代恰好继周成王所作之《顾命》篇之后。由此可见，今、古文《尚书》篇目上的变更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是受《史记》的启发而来。
刘歆偏好古文，上书汉哀帝，请立古文《尚书》、古文《左传》等于学官。汉哀帝令刘歆同五经博士讨论，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家派，为把持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官位，自然皆持反对意见。刘歆因此写了一封致五经博士的公开信，指责五经博士为牟私利而学术态度不端正。这封公开信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移”的意思为“递交”、“传送”，各部门之间的公文往来例称之为“移”。“让”的意思为“谴责”。五经博士属太常管辖，故通称之为“太常博士”。大都出身今文家的众博士读罢刘歆的这封信后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刘歆招架不住，自请外放，置古文各经于学官之事遂告流产。
《移让太常博士书》不仅在当时的政界与学界引起一场风波，而且也授后世对古文家派持怀疑态度者以柄。这是因为刘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书》历史时，把孔安国上书请立古文《尚书》、因巫蛊案起而遭搁置之事，说成在汉武帝“天汉以后”。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安国“蚤卒”，于是清末今文派学者康有为据此而论断孔安国无缘见及天汉以后的巫蛊事件，并从而推论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发现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之事，以及古文《尚书》本身，皆出于刘歆之捏造。 这种说法绝不可能成立，这不仅是因为与孔安国同时的人如司马迁等，以及刘歆以前的汉代学者皆提到过这段“史实”，而且也因为与刘歆同时、攻击刘歆不遗馀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怀疑这段“史实”，故称之为“史实”，断然无质疑的馀地。 此外，《史记》“蚤卒”两字并不能证明孔安国究竟死于何年。孔安国死前曾为临淮太守，据《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置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可见孔安国之死不得早于是年。汉武帝时不止发生过一次巫蛊事件，第一次巫蛊事件发生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最后一次发生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至二年。即使孔安国死于征和元年以前，不能见到最后一次巫蛊事件，却绝对可以见到发生于元光五年的第一次巫蛊事件。刘歆的“天汉以后”说，可能出于一时疏忽，忘记了元光五年的巫蛊事件。出现这样的疏忽并不足为奇，因为征和元年、二年的巫蛊案导致丞相下狱死、皇后自杀、御史大夫自杀、太子造反、失败之后自杀、京城巷战，牵连死者数以千计，故汉人一提起巫蛊案，往往不期然同这一次巫蛊案发生联想。刘歆之误，当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伪，当会检阅史书，查个一清二楚，而不会含糊笼统地说一个“天汉以后”。元光五年的巫蛊案虽不及征和的这一次轰动，也导致皇后见废，相连及诛者三百馀人，足以令汉武帝无暇顾及孔安国之献书。故但凡不信古文《尚书》者，可以怀疑孔安国所献者为孔安国所伪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怀疑孔安国在把古文《尚书》改写成“隶古定”时无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怀疑古文《尚书》出自刘歆作伪，则为荒谬无疑。 刘歆外放不久，汉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汉朝的政权。今、古文家学派之争的局势于是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王莽不仅也偏好古文，而且与刘歆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权之后，不仅刘歆获得重用，本在民间传授古文《尚书》的学者王璜与涂恽也得以成为朝廷命官，各古文经皆顺利立于学官。后来王莽创立新朝，刘歆成为国师，古文家派更是盛极一时。于是，有些趋炎附势的今文家学者遂改学古文。趋炎附势者想必不为君子，然于促进今、古文两家的学术沟通则不为无功。自孔安国以降，今、古文两派学者皆仅守师说，致令两派如井水之于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实，则无论今文《尚书》抑或古文《尚书》，毕竟都是《尚书》，相互沟通、截长补短，于《尚书》学实有利而无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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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2 0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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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2 12:30:55
回去再一看
是“经学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