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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0 03: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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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问题多
你认识的老海黄是谁？
看看老柞多年前怎么写的？
摘自《怎样在美国生存》：
2.5
医药卫生
1981年作者初次回国探亲，当时中美两国之间的消息还相当闭塞，在北京短暂的两星期中，从早到晚不停有客来打听大洋彼岸的新闻，一天难得有机会睡上六小时。从北京返回纽约时，飞机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可以占有三四个席位，有机会如此，何不躺下来一解连日的疲劳！谁知一觉醒来，喷嚏不断，鼻涕直流，想是睡时未盖毯子着凉了。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寓所当晚即发高烧，明知是伤风感冒，无关紧要，只因每月支付100美元医疗保险费却从没派过用场，加上从来没去过美国的医院，出于好奇，遂跑到临近的医院去挂了个急诊。护士量过体温，把作者让进一间诊室，不由分说，吩咐作者脱光上身，换上医院的白布单褂。本来已觉浑身酸冷，如此一脱更加冻不可忍。等了不下二十分钟，才有一位年轻的女实习医生走进诊室，漫不经心地问了几个诸如有无心脏、血压病史之类的问题，然后从作者嘴里摄取唾液，说是要拿去化验室化验，以便确诊是一般的伤风还是流行性感冒。一去又是不下二十分钟不见人影，回来时带来一张处方，开的是美国最流行的退烧药，吩咐作者三天之后再去看化验结果，说是如果化验结果证明是伤风，继续服用退烧药；如果化验结果证明是流感，还是只有继续服用退烧药。如此一分为二的治疗方案，令人啼笑皆非。回家后，找到从中国带回的感冒冲剂，连同退烧药一起服下，蒙头大睡，一觉起来业已痊愈，三天之后的复查自然是免了。原以为这次就医的经验就如此这般了结，熟料两星期后收到医院寄来的账单，开列急诊费175美元，保险公司只肯支付100，剩下的75美元得自掏腰包。从普林斯顿大学购买的医疗保险对非急诊就医有一年一人200美元的自付额，对于急诊则明文规定百分之百由保险公司负责，然则，这75美元的差额从何而来? 打电话问保险公司，所得答复是：保险公司只付“合理”的价格。言下之意是，医院乱敲竹杆。打电话问医院，所得答复是：医院索取的价格绝对“合理”。言下之意是，保险公司耍赖皮。从此以后，每逢伤风受暑、头疼腹泻、虫咬蚊叮等等，一概使用从中国带来的中西药剂，不敢再领教美国的医疗保险。虽说不敢领教美国的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却不敢不买，因为有非领教不可的时候，谁能确保不生大病? 女人生产不是病，却也属于非领教不可之例。白缴了两年医疗保险费之后，拙荆诞下一女，总算是派上用场。临产前产科医生告诉作者，他只负责生产，婴儿一经诞下须另由儿科医生负责检查，问作者是否已有儿科医生，如果没有，他可以推荐。当时作者刚从东部迁来加利福尼亚，人生地不熟，又不明美国医生分工如此细微，哪会预先找好儿科医生，自然是感激这位产科医生的关怀，接受了他的推荐。推荐来的儿科医生是位女士，对新生的女儿例行检查完毕之后，吩咐作者从下周开始每周带孩子去她的诊所作一次检查。作者告诉她：作者的习惯是无病不登诊所。她回答说：倘若如此，则她拒不接受作者的女儿为她的病人。不接受就拉倒吧！不过，作者与这位儿科医生的第一回合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医生寄来一张95美元的账单，保险公司只付“合理”的价格75美元。既已有了前一次的经验，这一回自然没有再打电话去自讨没趣，老老实实寄去20美元支票一纸了事。同保险保险公司打交道而吃亏上当的，不止如我辈这样的外来人，美国人照样栽跟头。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美国女同事难产，经手术后方才母子平安。出院之后，医生寄来5,000美元的账单。保险公司只肯负责一半，理由是手术费用有一半是为了新生婴儿的安全，而该同事只买了个人保险，没有买家庭保险，新生婴儿的医疗费用因而与保险公司无关。
除美国以外的所谓经济发达国，皆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无论有无工作，也无论居城还是居乡，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有人开玩笑说，从美国乘飞机飞到英国去拔牙都比在美国拔牙上算。听这话的意思，连在英国旅行的人都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不敢信以为真。也许是因为美国人可以鱼目混珠，冒充英国人？想要了解美国的医疗保险，首先要认识到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是生意而不是福利，提供医疗保险的是公司而不是政府。既然是生意，倘若无利可图，绝不会有人去做。怎么才能有利可图？第一，保险是卖的，不是免费提供的。第二，保险额设有上限，医疗费用一旦超过上限，保险公司不再负责。第三，风险越高，收费越高。风险过高，干脆不卖。第一、二两点，简单明白之至，毋庸解释。至于风险，大抵来自两个方面。倘若买方为集体，集体的人数越多，风险越低；反之，风险越高。倘若买方为个人，个人的健康状况越佳，风险越低；反之，风险越高。有一对夫妇从上海来美，男的在一家只有七、八个人的小公司任职，通过公司替全家买了保险。女的不幸患了癌症，一年下来医疗费用接近天文数字。次年保险公司立即猛涨保险费，小公司老板承当不起，说声对不起，叫男的走人。倘若那男的在大公司任职，这种事情相信不会发生。另有一个朋友一向自己单枪匹马做技术咨询生意，医疗保险也一向是自己买，本来相安无事，不料后来患上高血压症，病情其实并不严重，只须吃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可从此接连遭到多家保险公司拒绝。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有两条路可走。其一，铤而走险，放弃医疗保险。其二，到邦政府指定的保险公司去购买医疗保险。邦政府指定的保险公司专为遭到其他保险公司拒绝者而设，买方不用担心遭拒，只是保险费用极高，往往是一般保险费用的三到四倍。80年代之前，美国医院的急诊室可以拒绝无医疗保险的患者。如今则不再准许。想是唯恐患者不知，急症室门口通常会有一块通告，写明无论有无保险，来者不拒。不过，不拒收，并不等于予以妥善治疗。美国医院的急症室名副其实只是应急而已，应急之后的治疗，概不负责。由谁负责？由患者的主治医生负责。谁是患者的主治医生？一般来说，主治医生由患者在医疗保险公司指定的人选范围内选取。没有保险的人，自然谈不上谁是其主治医生。怎么办？就理论而言，可以临时找。只要你肯付钱，不愁找不着。不过，但凡没有保险的人，十居其九不是富有者，很可能就是听任疾病缠身。不过，美国的医疗保险虽然不是社会福利，却往往是工作单位提供的福利。一般来说，单位的规模越大，所提供的医疗保险福利也就越好。所谓“好”，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指个人所须付出的保险金额少。最好的可以少到零。换言之，单位替你承担全部保险金。其次，指保险的质量。保险质量的好坏，大抵可以就三点衡量。其一，医疗种类的涵盖范围。比如，好的保险包括牙科与眼科，不怎好的就不包括牙科或眼科。其二，医疗费用的涵盖范围。比如，好的保险涵盖100%，不怎么好的只涵盖80%。其三，扣除额与最高保险额。比如，好的保险，扣除额为零。不怎么好的每人每年200美元、全家600美元。所谓扣除额，指医疗费用超出这个数目之后，保险公司方才开始承担其保险责任。最高保险额，指保险公司的责任上限。超出最高保险额之外的开销，一律由病人自我负责。一般说来，最高保险额定得都还算合理，如果不是患上需要移植器官的大病，大概都不会超越。说美国的医疗保险不是社会福利，严格讲来，失诸笼统。根据目前的规定，无论男女，活到65岁时皆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退休医疗保险。说“津贴”，因为保险金的来源是个人上缴给政府的医疗保险税。这种税收本是社会福利税中的一部份，近年来社会福利税收入不敷出，方才成为社会福利税之外的额外杂税。此外，法定穷人也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另一种医疗保险。这两种由政府提供的保险，只负责住院手术，普通门诊以及化验、药品，一概不管。政府提供的这种穷人保险只支付很低的“合理”医疗费用，一些医院与医生唯恐“合理”价格之外的要价无从追讨，因而拒不接受由这种保险负责的病患者。
美国的传统行医方式是医生各自开业，各行其道。医生的诊所规模往往极小，一般是既无化验室，也无放射科，当然更谈不上药房、病房。每位开业医生都同专做化验，放射等等的公司以及医院挂钩，依靠这些公司和医院的设备和人员提供这类服务。除急诊之外，医院没有普通门诊，至于住院手术，则必须通过医生安排。换言之，医院的直接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医生而不是病人。因此，即使只是看看芝麻绿豆般的小病痛，也须先预约医生，然后如约去医生的诊所就诊，再去专做化验的化验室、专做X-光一类检查的放射室，最后去药店。一两日后，等到化验结果，可能还得再去诊所领取新的配方、去药店购买新的成药。去惯了中国医院的病患者，想必会觉得不方便之至。美国人从来只知道这种看病的方式，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些医疗保险规定必须在其指定的开业医生名单之中选择一位内科、妇科、或儿科医生作为保险购买者以及家属的主治医生。一切疾病或保健均由这位主治医生负责，凡是这位主治医生看不了的疾病，也必须经由其手介绍给其他医生，否则，保险公司不负责支付医药费用。如须更换主治医生，得事先通知保险公司。一般来说，一年只有一次更换机会。说“选择”医生，稍有夸大患者权力之嫌，因为医生可以拒不接受病人。也有任由保险购买者自找医生的保险，这一种显然比较方便。但是，由于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极有可能出现上文提到的那种价格是否合理的意见分歧，故也有不利的一面。美国人的“家属”概念与中国人不同，父母兄弟姊妹皆不是“家属”，隔代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然就更不是了。因此，所谓“全家”的医疗保险，受益人只包括本人、配偶，以及未成年的子女。“配偶”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公司把雇员的同性伙伴视同“配偶”，有的则只限于由法定婚姻确定的“配偶”。“未成年”，也是个不确定的概念。一般来说，18至25岁的子女，倘若为学生，则视为“未成年”；倘若不是，则视为“成年”。超过25岁，则无论其为学生与否，一概以“成年”论。
美国的医疗费用在经济发达国家之中高踞首位，为其他国的数倍，甚至十倍，何以如此? 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以作者之见，有三种说法言而有征。其一，医生高价勒索。中国历史上既有“不为名相，必为名医”之说，也有“百工巫医不齿相师”之说，可见医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受尊敬与受鄙视之间摇摆不定。至于在如今，医生不过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并不受到特别的崇敬。美国的情形则不同，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医生既是至高无上的职业，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处方的权力到医药的常识都由医生垄断。除去退烧止疼、清眼通鼻这类极为常用的药物之外，其馀一切药剂非凭医生的处方不卖。绝大部份药剂是药房临时现配或装瓶的，过去的惯例是既无成份说明，亦无用途介绍，近来方才附有说明书之举。因此，一般美国人对医药一无所知，对医生的吩咐不得不言听计从。有人以为药品非医生处方不卖是对病人负责的科学态度，比中国的中西药房随便卖药要高明。这种看法言之成理，却并不符合事实。由医生控制处方权的传统在西方由来已久，起源于行会对生意的保护，而不起源于对科学态度的追求，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障病人的权益，而在于保障医生的权益。如果病人因此而获益，那也只是一种副作用。事实上，病患者从中获益了么？窃以为颇值得怀疑。中国药物无须处方就可购买，有多少人因此而吃错药？
美国医生的收入多年来一直高踞首席，据2007年的统计，收入最高的外科在30万美元以上，收入最低的内科与儿科在17万美元。居第二位的律师的平均收入，只有9万美元，勉强超过医生最低平均收入的一半，可见医生收入高高在上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是否应当如此高高在上，则见仁见智。替医生辩护的人认为只有高收入才能吸引才高者学医，唯恐降低医生收入导致医疗水平的下降。反对者指出：英国、瑞典都有极高的医疗水准，为什么英国、瑞典医生的平均收入都远在美国医生之下？反对派的意见是否正确姑置勿论，认为非高薪不能吸引能人学医的观点，其实本身已经隐含医生高价勒索的意思，只是不反对被勒索而已。诚然，要价高并不等于勒索。不过，说医生勒索，不是没有理由的。理由之一，医生漫天要价的对象是病人，不无趁人之危之嫌。理由之二，美国各行业的收入基本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支配，医生之所以能漫天要价，因为医生供不应求。医生为何供不应求？因为医学院操纵在医生之手，医生唯恐降低收入，不肯多招学生，从而人为地制造医生供不应求的局面。
致使美国医药费用奇高的第二种说法是，制药公司牟取暴利。美国的制药公司属于获利最高的生意之一，高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有美国政府的药物检验署替制药公司排斥外来药品。一般来说，美国消费者大都倾向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实行保护措施，唯独与医药这一行买卖例外。为何如此？因为美国人只相信美国自己制造的药，西北欧、日本的成药况且不信，其他地方来的药品自然是更加不得其门而入。其二，但凡新药一律为专利品，在专利期内他人不得仿制，制药公司只要能不断推出新药，财源必定滚滚而来。“滚滚而来”四个字也许过于抽象，不妨举个具体例子。某制药公司研制成的一种抗癌药，每片成本只有几分钱，零售价竟然高达二十美元。记者追问该公司高层负责人：卖价怎么可以这么高？嘿嘿！你不懂怎么计算成本，忘了把研制过程所包含的风险打进去。负责人如此反唇相讥。不错，研制过程的确有风险。比如，研究了半天，没个结果，或者虽然有了结果，却让别打公司抢了先机，研究费用有去无回。可是记者追问的这种药，是通过联邦政府拨款研制而成的，公司根本谈不上做了什么投资。何风险之有？当记者指出这一真相时，负责人张口结舌，无词以对。不过，无词以对，并不妨害该公司以二十美元一片的高价继续牟取暴利。第三种说法认为：医疗保险方面的舞弊行为导致医药费用的飞涨。美国医疗保险方面的舞弊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反医疗舞弊全国委员会向国会参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医疗保险业每年因舞弊而致的损失高达440亿美元。卷入医疗保险舞弊的，包括医疗保险受益人、医生、制药公司三个方面。经揭发的舞弊手法包括医生伙同病人谎报医疗费用、瓜分医疗保险金；制药公司向医生提供吃喝嫖赌，换取医生滥开药方；医生欺哄患者，做些没有必要的手术等等。联邦调查局长在国会作证时称：严重到必须由联邦调查局出面调查的舞弊案业已累积至1,500万件。想要认真处理，现有249人的专案组不能胜任，得扩充一倍才成。人员扩充一倍，意味着每年增加3,740万美元的预算。预算从何处得来？联邦调查局无能无力。言下之意是：每年因舞弊而损失440亿美元的现状，还得继续下去。
如果高价买来的是高质量的服务，虽曰昂贵，至少还可以称得上物有所值。然而，美国的医疗水准是否像医务界所吹嘘的那样高踞世界领先地位？十分值得怀疑。平心而论，美国在医疗设备、药物质量、医生水平上均不落后于人。问题在于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精神不够，以发财致富为目标的医务人员太多，遂令医疗事故频生。据有关方面估计，美国每年因医务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死亡不下8万人。下面是见诸报纸的几个例子：1995年2月20日，一名叫威利·京的糖尿病患者在临进佛罗里达立大学某附属医院的手术室时，同医生开玩笑，问医生可知道应该锯下哪一条腿。医生说那还用说，保管错不了。结果，医生锯下了威利·京的左腿，而应当锯下的却是右腿。为了救命，威利·京不得不再锯下左腿，成为双腿皆无的残废。出了这样的事故，医院和医生当然少不得赔款，可恨的是当事的医生居然在事后还敢于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病人的左腿反正早晚也是要锯掉的，早锯和晚锯其实没什么区别。言外之意是，并不存在什么医疗事故，威利·京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赔款，其实是飞来鸿福。11天之后，一名叫做利奥·阿芬苏的病人在同一医院死于非命，原因是护理人员受命切断另一名病人的输液管，却误断利奥·阿芬苏的输液管。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在同一医院中出现两起严重医疗事故，只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意味着佛罗里达的这所医院是害群之马，败坏了整个医疗界的名誉。同年稍后，《波斯顿环球报》的医疗卫生专栏作者贝紫·李曼在波斯顿具有权威地位的达娜-法贝癌症研究所一命呜乎，不是死于所患的乳腺癌，而是死于研究所误投四倍于最高服用量的抗癌药。也是在同一年，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在密西根邦某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时，被误切下无癌的乳房，同佛罗里达锯错腿的事故如出一辙，真是所谓无独有偶。同年纽约一名叫埃卓革的医生错把某病人的导尿管当作隔膜输液管，从导尿管灌入输液，导致病人死亡。还是同一年，马里兰邦某医院误将吗啡给三名婴儿服用，险些儿送这三名婴儿归西。通过新闻媒介广为报道的事故自然是事故中的极少数，更多的事故不那么具有戏剧性，因而不曾成为新闻。大都数的案子都在私下了结，或不了了之。比如，几年前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拔牙，不仅错拔掉一颗好牙，而且把嘴唇割破。另一位朋友在圣路易斯拔牙，牙医忘开消炎药，致使感染肺炎，几乎送命。两起事故都是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不想以不了了之，就少不得认真打官司，而在美国打官司是件极其劳神伤财的事情，一件平常稀松的官司，少则一拖一年半载，多则一拖数载尚且不得要领。想要同医生打官司，其难度又好比更上一层楼，因为判断一件医疗事故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得医生说了算数。中国有“官官相护”之说，美国有“医医相护”之实。美国医生不仅深明众志成城之理，在维护其高收入方面团结一致，也深谙唇亡齿寒之道，在庇护同业方面不遗馀力。想要找到一名医生出庭证明另一名医生的业务过失，除非是事有干系，不得不耳，否则，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某报的评论文章指出：跑到哥伦比亚特区，不难问到中央情报局的地址。可是，想打听一个医生出过多少事故，或者其行医执照是否业已吊销，却无从问津。一切有关医疗事故的资料都是绝对的机密，非医务界以外的人所能得知。
前几年电视上曾经报道过一件有关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官司，案子谈不上是医疗事故，却充份揭露出医务界的唯利是图和“医医相护”的关系。案子的情节简单说来如下：加利福尼亚某病人因某病就诊于某医生，经手术治疗之后痊愈。医生吩咐病人定期去诊所验血复查，验血复查经久不断，令病人感到惊讶，医生解释说这是出对病情的需要，因为病人的疾病时时有复发的危险。几年后，病人因工作调动迁离原住城市，医生主动提出负责病人来往诊所的飞机票，以确保复查不致因此而中断。医生的过份热心终于使病人心生疑窦，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据病人聘请的私家侦探发现，所谓复查以防疾病复发的说法纯属谎话。原来医生在病人的血液之中发现了种特殊的成份，可以用来培养一种抗体，医生业已将抗体申请专利并通过某制药公司成批生产，叫病人定期去抽血只是为了确保原料不致断绝而已。病人得知真像之后勃然大怒，控告医生弄虚做假，并要求分享医生通过专利而获得的利润。医生则矢口抵赖，坚持复查的目的在于对病人的病情负责。至于从病人血液之中提取某特殊成份用以制药，医生声称是自己的科研成果，同病人没有任何干系。新闻上电视时，案子正在进行中，对案件作评论的律师一致认为病人胜诉的机会渺茫，理由是极难找到医生出庭证明复查的动机与病情无关。
说起医生的弄虚做假，最为轰动的是1995年了结的一桩丑闻。那一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权威兼负责人罗伯特·伽罗因“发现”艾兹病毒HIV而获得专利，从而每年可领取政府科技工作人员所能领取的最高专利金额10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而每年获利2,000万美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同法国帕斯托研究所有合作关系，法国方面指责罗伯特·伽罗所谓的“发现”，其实是窃取法国帕斯托研究所的成果。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虽不曾用“窃取”的字样，也都承认罗伯特·伽罗的所谓“发现”，使用的其实是法国帕斯托研究所发现的病毒。然而，由于罗伯特·伽罗在美国政府和医学界有一手遮天之势，法美之间的这场科技专利权官司最终以保全美国和罗伯特·伽罗的面子的方式妥协。罗伯特·伽罗承认在做试验时出于无心误用了法国帕斯托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法美政府重新签署协议，由原来的法美四六分账，改为由两国平分由此项发现而获的利润。罗伯特·伽罗仍旧当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领导，仍旧领取一年10万美元的专利金，并且在案子了结之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帕斯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他自己都应当从此忘记这次争端，共同致力于艾兹病治疗的研究。
医疗保险费用激增，医疗事故频生，以及这类丑闻的败露，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现有的医疗制度感到不满，致使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以改革医疗制度相号召。为争取选民的支持，竞选者在竞选时照例信口开河许愿，当选之后极少有兑现者。克林顿在击败布什，登上总统宝座之后，立即成立医疗制度改革工作组，可见克林顿对改革医疗制度倒是有一定的真情实意。工作组由克林顿夫人希莱莉主持，组员包括财政部长、卫生部长等内阁成员。总统夫人在幕后干政的例子在美国并不罕见，像克林顿夫人希莱莉这样公然登台参与政府工作却属前所未有。此举是否合法，意见虽不尽同，议论却并不热烈，据说是因为总统夫人的官方身份与地位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令人欲争而无凭。如果美国的医疗制度能在克林顿夫人的领导之下出现一番可喜的革新，即使公然干政有违法制，倒也不妨视之为白圭之玷。岂料克林顿夫妇对于改革并非胸有成竹，面对反对势力的抵制和反击，竟然除去退壁三舍之外，就剩下走为上策，使这场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成为虎头蛇尾的笑柄。克林顿的改革初衷，包含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与降低医疗成本两个方面。克林顿在竞选中空乏鼓吹全民医疗保险之时，捧场者众，唱反调者寡。轮到希莱莉主持探讨如何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具体措施之时，却是拍案而起、公然抨击者众，鼠首两端、徘徊观望者众，满腹狐疑、踌躇不前者众；唯独坚定不移，全力支持者寡。何以转瞬之间就出现如此的逆转？因为具体谈到如何落实全民医疗保险，必须要解决经费的来源。钱由谁出? 如果全民医疗保险的受益人能够自己拿得出这笔钱，那么，必然万事大吉，马到成功。然而，苟如此，则这些人在目前的医疗制度下就可以买到医疗保险，又何须改革当前的医疗制度? 明显的事实，是全民医疗保险势必成为目前已经有医疗保险者的一项额外负担。换言之，出钱者将不受益，受益者将不出钱。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正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如此这般舍己为人的情操。全民医疗保险的构想一旦受阻，克林顿夫妇不得已而求其次，提出所有的雇主都应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的方案。实在负担不起的小业主，予以豁免或由政府津贴。岂料这方案也遭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派的论据是：中小企业负担不起，势必因此而裁员，甚至关门大吉。于是，不仅令中小企业的雇主陷入恐慌，甚至也令中小企业的雇员为之心神不宁。美国的就业人口近百分之七十受雇于中小企业，谁也说不清在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之中，不提供医疗保险福利者占多少比例，谁也不敢说裁员或倒闭之说纯属虚声恫吓，可以置之不理。于是，这一方案提出不久，也就同全民医疗保险方案一样，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降低医疗成本意味着直接损害医生、制药公司、医疗保险公司的利益，遭到这三方面的反对自在意料之中。不过，这股势力的强大，恐怕不仅远出政府的意料之外，甚至也远非华尔街始料所及。在改革运动开始之初，几乎所有同医疗医药有关的公司的股票皆曾一度下挫，说明投资者担心医疗制度的改革会影响这些公司的利润。但为时不久，政府远非这股反对势力的对手的局势就趋于明朗，于是，下挫的股票又渐渐回升。医生与这些公司之所以势力强大，有人说无非是有钱。这说法其实还是仅知其一，不知其二。钱固然要有，还要懂得如何化。不会化或不舍得化，同没钱没什么两样。医生协会、制药与保险公司不惜重金，一方面在电视以及各大报章杂志上大做广告，鼓吹降低医疗成本必定致降低医疗水准之说，另一方面令其在国会山的游说团倾巢而出，唆使参众两院议员向政府内的改革派施加压力。如此这般里外夹攻，遂令克林顿夫人希莱莉走投无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2008年又是新的选举年。这一回希莱莉亲自出马竞选总统，重新提出全民医疗保险的主张。可惜，出师不利，在民主党内角逐总统候选人时败在奥巴马手下，致令全民医疗保险的理想又成泡影。
80年代中期以前，令美国人担忧的是健康问题是肥胖，如今减肥之热虽未见走弱之势，对于肥胖的担忧却已让位给对于艾兹病的恐惧。有意思的是，减肥和艾兹病之间其实存在一定的关联：减肥虽不尽为美，却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美；美固然不尽为吸引异性，却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吸引异性；吸引异性虽不尽为性关系，却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性关系；性关系虽不尽导致艾兹病，却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艾兹病。艾兹病的起因至今不甚了了，目前广泛使用的检验方法是看人是否带有HIV病毒，但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美国医学界权威人士怀疑HIV是致病因素的说法，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宣称HIV为艾兹病毒是美国卫生医疗当局伙同一部份医学界人士制造的弥天大谎，其目的旨在掩盖消耗大量人力和财力而一无所成的失败，从而减轻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这些人的论据是，有为数众多的HIV带菌者根本不发作艾兹病。支持HIV说者予以反驳，声称艾兹病的潜伏期可以长达十年，而HIV反对派对于那些尚未发作艾兹病的带菌者是否有十年的带菌史，并无确凿的科学数据可以凭藉。此话似乎言之成理，然而，十年潜伏期之说从何而来? HIV支持派却也道不出个子曰。美国最出名的HIV带菌者为退役的篮球超级明星，绰号“妙手儿空空”(“Magic”)的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约翰逊曾在80年代率领洛杉矶的湖人队4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冠军，12次选入全美职业篮球明星队，3次当选全美职业篮球最佳球员，当年的风头之劲绝不亚于今天绰号“飞人”的麦克·乔丹，只因当年美国职业篮球不在国内转播，故其在中国的知名度想必远在乔丹之下。约翰逊于1991年11月因发现带有HIV病毒而宣布退休，尔后出任全美防艾兹协会的负责人。据约翰逊自称，同他上过床的女人不下两万。如此这般风流，染上HIV病毒可谓咎由自取。可是美国人却不这么看问题，美国新闻媒介一致认为约翰逊勇于公开多少其他名流都讳莫如深的私隐，极有助于提高一般小民百姓对艾兹病的警惕，可谓功劳至伟。在约翰逊带有HIV病毒的消息公开后不久，底特律一名女人自称因同约翰逊有过风流韵事而感染HIV病毒，向约翰逊索取巨额赔款。约翰逊承认同这女人有染，不过却说自己之所以感染HIV病毒，说不定正从这女人身上惹来也未可知。究竟谁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往后不再有消息传来，想是一段无头公案，无从审起。约翰逊至今健康状况良好，曾经一度重新加入湖人队，在湖人队被淘汰之后再度宣布退休，不过显然只是因为复出后身手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令约翰逊大为失望，同健康状况绝无关系。从约翰逊发现有HIV病毒在身，至今已近16载，约翰逊却依然安康健在。难道10年潜伏期之说竟然是空穴来风？HIV病毒当真并非艾滋病的病源？
据统计，美国男女对艾兹病的恐惧略有程度上的不同，男人视艾兹病为第一威胁，女人最担忧的却是乳腺癌，艾兹病只能屈居次席。据医学界人士指出：二者其实都会错意，因为无论对美国男人还是美国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威胁均是心脏病。然而，美国女性对乳腺癌的担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美国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一些血统的女性。比如，中国女性患此疾病的比例就远在美国女性之下。豆腐在美国是最出名的中国食品之一，于是，有从饮食习惯中探求病因的研究人员提出吃豆腐可以防乳腺癌之说。豆腐有益心身健康料想是不错的，至于中国女人是否因吃豆腐而减少了患乳腺癌的可能，那就只有天晓得了。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中医早已深谙其中奥妙，西医对这方面的注意不仅晚于中医几百年，而且其注意的方法和程度窃以为也远较中医肤浅。中医既讲究饮食同自然的关系，也讲究饮食同人体的关系。根据中医的理论，同样的饮食，在不同的时节或时刻，对不同的体质或气质，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西医不明乎此，只懂得分析饮食的化学成份，以为但凡好的，则于是人皆好、四时服用无不咸宜。认为吃豆腐可以防癌的构想，就是这种肤浅的方法论的一个例子。换上中医，就会进而研究什么时候吃豆腐防癌，什么人吃豆腐防癌，其结论就会是有关豆腐、人、癌与节气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不是豆腐和癌之间的静止的关系。近来美国营养品市场出现用中草药提炼的补品，一些年轻人以为服用这类补品是增强体力的捷径，于是，这类补品一时走俏。走俏不久，一位二十出头不多的篮球明星因服用这类补品而中风，于是，这类补品有害的说法又不胫而走。中医向来认为四十以前不能补。即使到了可补的年龄，也得根据体质的冷热、季节的寒暑来决定是否可以进补以及如何进补。因不能进补而进补引发的中风，正是西医的静态认识观远不如中医的动态认识观的证明。虽说西医对饮食的研究尚未入门，美国政府对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的注重倒是值得表彰。美国政府要求所有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注明营养成份，以便消费者甄选。至于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看得懂，有多少人因看懂了之后改变购买的初衷，那就难说了。有人抱怨食品工业有意把营养成份说明写成一笔糊涂账，令人如堕五里雾中。食品工业则说营养成份说明应当写些什么和应当怎样写，联邦政府食品管理当局都有明文规定，由不得食品工业做主。看样子食品工业说的是实话，因为联邦政府不曾出面否认。食品管理当局的明文规定之所以会导致一笔糊涂账，想必是出自营养学专家这类书呆子之手。
像医疗保险不存在统一的政策和待遇一样，病假如何处理也完全由雇主做主，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不过问。最差的情形是根本无所谓病假，因病不能出勤，缺勤时日的工资就全部扣除。稍好一点的，请病假必须出示医生证明，而且工资要打折扣。更好的，一年给全薪病假若干天，间或休一两天，听君自便，连续病休多日方须出示医生的证明，休满所予限制，则不问真病假病，只要缺勤，一律扣发工资。长期因病在家休养的事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福利好的公司提供劳保，连续因病休假一定时日之后，会自动由病休转成劳保。劳保不仅意味着工资打折扣，而且也有一定的时限，不能一直拿到去天渐远。很多公司虽有病假的福利，却对病休施加变相的压力，比如，奖励不休病假的人员；少分或不分红利予休过病假者；鼓动或甚至强迫雇员把病假当休假处理。像病假的情形一样，产假也由雇主做主，政府不闻不问。有的公司没有产假可言，生孩子就意味着自动离职；有的公司按留职停薪处理；有的给四周带薪假；更好的给六周带薪假。比邻美国的加拿大政府规定产假六个月，相形之下，美国政府对妇女的照顾显得格外不周。至于残疾人士，美国政府倒是关怀备至。比如，各大公司都在政府的示意之下实行反对歧视残疾人士的雇佣政策，十字路口与公共建筑物的门前也一律应政府的要求而修建方便轮椅上下的通道，公用卫生间皆为残疾人士设立专间，公共停车场所一概把最方便的位置留给残疾人士停放车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人把美国政府对残疾人士的关怀说成是保障人权的一种表现，窃以为不然。美国之所以出现一大批残废，是因为越南战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保障残废人士的政策与措施也恰好是在越南战争期间逐步制定的，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说明美国政府保障残废人士的主要目的在于抚洫越南战争的伤兵。当然，关怀残废人士总是好事，动机其实不必深究，只是犯不上牵强附会地歌功颂德。
美国政府对儿童健康的关怀，也堪称无微不至，只是似乎有些过了头，大概是不明“过犹不及”之理。比如，为了防止蛀牙的发生，竟然要求所有自来水公司在自来水中搀入氟。几十年下来，并不见有显著成效，却坚持不改。一些专家对如此做法可能招致的副作用表示担忧，政府也一概不予理会。再比如，儿童从出世到上学，不知道要打多少预防针。据报道，预防小儿麻痹的预防针经常导致小儿痴呆或其他严重的副作用，率先发明和使用这种预防针的英国和日本皆已相继停用，但是美国政府却坚持不改，对于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医生和受害儿童家长的呼吁也不与理睬。在注射预防针上所采取的态度极其霸道，简直到了荒谬和岂有此理的地步。比如，凡是不按政府要求打针者，一律不准上学，凡有漏打者，必须在上学前补打齐全。假设有人从出世到上学从未打过针，漏打的针数累计起来有几十针之多，一次补齐，还能不打出毛病来?对于预防针，作者的态度一向是只须种牛痘，因为天花是要命的，犯不上去碰运气。预防麻疹已属多馀，至于其他轻微如水逗、腹泻、流感之类，根本不必汲汲于预防。俗话说“常常病，救得命”，一点小毛病都不想有，不发病则已，一发必为不治之症无疑。西医的所谓预防，其实不过是压制，而西医所谓的某些病，在中医看来其实不是病，乃是胎毒散发或者气血壅塞所致，只能予以引导而不能予以压制。举例来说，麻疹属于前者，疖子属于后者。把麻疹当感冒，又吃药又打针，必死无疑，引发出来则万事大吉。199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疖子”所作解释是“皮肤病，由葡萄球菌或链状菌侵入毛囊内引起”，这定义根据的是西医的理论。《康熙字典》释“疖”为小型的“痈”，对“痈”的解释是“气血稽留，荣卫不通之所致也”，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血循环不通畅所引起的”，这是传统中医的说法。“疖子”俗称“火气疙瘩”，因为多见于酷热的盛夏，比如，大热天吃烙饼，人中两旁少不得会冒出疖子来。北京人也俗称之为“青春痘”，因为青春时期气血旺盛之时，人所难免。以上两例都说明中医的内因说远较西医的外因说为胜，因为葡萄球菌也好，链状菌也好，都同大热天吃烙饼或青景期没有必然的联系。窃以为中医所谓的无名肿毒，其实就是西医所谓的癌。胎毒重者，难逃无名肿毒。美国人从小不停打预防针，把种种胎毒压制在体内不得散发，因而患癌者众，与吃不吃豆腐恐怕并不相干。不同意滥打预防针的美国医生，作者有幸见过一位。说“有幸”，不是虚文客气，而是实有值得庆幸的原因。作者既然对打预防针没兴趣，在有意无意之中让女儿漏打了几针。女儿该上学时，学校拒不接受，非叫找医生补打不可。幸亏碰到这么一位医生，同作者一样，认为补打的要求荒谬之至。只见她在表格上把漏打的几项一一划勾，然后挥笔签上大名，并对作者挤挤眼睛说：“好了，已经全部补打完毕”。
出于对中药的无知以及荒谬的保护动物论，美国政府禁止某些中药进口。比如，牛黄、朱砂皆在遭禁之列。其他中药，即使是非禁品，也只能在中国人开设的药店才能买得到。如果所居之地有中国人开的药店，想买中药倒是不难，除去各种成药通常都相当齐全外，草药的品种也不少，而且质量大都极好。比如，天麻、杜仲、当归、黄芪等，在国内难得一见像样的货色，在美国中药店里出售的反倒是极品，想是为挣外汇，极品都出口了。想在美国找中医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少在美国权充中医者，在国内本是学西医的，因国内提倡中西医结合，不少国内培训的西医也都略有一些中医常识，有的针疚手段还不错。有留学生某人，白天外出受了暑气，晚间贪凉睡在冷气机旁。次日早晨起来，脸部局部中风，成了歪嘴。其人就读的大学的医学院在美国素负盛名，教授都是些不可一世的权威，对歪嘴起因的解释，也不过是细菌感染云云的老生常谈，而且拿不出个治疗的法子来，说什么这嘴大概就得这么歪一辈子了。碰巧医学院里有位从国内来的西医在此访问，略通针疚，顺便给他试扎，不几次就大见成效，不到数十天就完全复原。20年前中医在美国没人理睬，如今在美国行中医也要执照了。既然要执照，说明中医已被接受为一个正当的职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由此可见，中医在美国地位已经大有进展。不过，美国医学界的主流至今仍然视中医为非科学的歪门斜道，把不容否认的疗效归功于患者的信仰作用。这样的论调在国内也不乏应声虫，诬蔑中医不遺馀力，甚至建议政府废弃之。在照像机发明之初，有洋人到中国给乡下人拍照，乡下人以为照相机摄取的是人的魂魄，吓得拔腿便跑。中国的洋学生见了，破口大骂乡下人迷信无知。其实，当年中国乡下人的思维逻辑同如今否定中医之流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心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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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0 04: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