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摘录（51）

柞里子

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3

除去古今文之别，西汉经学又有齐学、鲁学分流之说。刘师培《国学发微》云：“《易经》一书有田氏学，为田何所传，乃齐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学，为孟喜所传，乃鲁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学有齐、鲁之分。济南伏生传《尚书》二十八篇于朝错，乃齐人之治《尚书》者也；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十六篇，孔安国以今文尚书校之，乃鲁人之治《尚书》者也；是《书》学有齐、鲁之分。《齐诗》为辕固所传，匡衡诸人传之，乃齐人之治《诗》者也；《鲁诗》为申公所传，楚元王等受之，刘向诸人述之，乃鲁人之治《诗》者也；是《诗》学亦有齐、鲁之分。《公羊》为齐学，董仲舒传之，著有《春秋繁露》诸书；《穀梁》为鲁学，刘向传之，时与子歆相辩难；是《春秋》学亦有齐、鲁之分。西汉之时，传《礼》学者，以孟卿为最著，此齐学也；而鲁恭王坏孔子宅壁兼得《逸礼》，而《古礼》复得之淹中，则鲁学也；是《礼》学亦有齐、鲁之分。《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而音读亦与《鲁论》大异，若萧望之诸人，则皆传《鲁论》，至张禹删《问王》、《知道》二篇，合《鲁论》、《齐论》为一而《齐论》以亡，是《论语》学亦有齐、鲁之分。”

刘师培言之凿凿，貌似详实可信，然考之以史实，则否。《史记》、《汉书》于《易》，皆无齐学、鲁学之说。据《汉书·儒林传》，孟喜师从丁宽，丁宽师从田何。可见孟喜实为田何之再传弟子，而刘师培仅因田何为齐人，故称田何之《易》学为齐学；孟喜为鲁人，故称孟喜之《易》学为鲁学。无视学术的师从关系而仅从学者的籍贯分流，实荒谬之至。

《尚书》从来只有今古文之争而不闻有齐、鲁之分。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为秦朝廷的官方定本，并非出自伏生，故伏生虽为齐人，而伏生所传之《尚书》与齐无关。孔安国之《尚书》学原本出自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最初得以立于学官、终西汉之世长盛不衰的今文《尚书》学派欧阳与大小夏侯，皆出自孔安国弟子倪寬。孔安国之请立古文《尚书》于学官，亦不闻有标榜鲁学以与伏生所传之“齐学”抗争之意。刘师培亦仅因伏生为齐人，孔安国为鲁人而标榜今文《尚书》为齐学，古文《尚书》为鲁学，亦复荒谬之至。

至于《诗》学，《史记》、《汉书》虽有“齐诗”、“鲁诗”之目，而无“齐学”、“鲁学”之名。如前所述，所谓“鲁诗”者，实出于齐人浮丘伯；“齐诗”虽出自齐人而其流传并不限于齐人；“鲁诗”既不出自鲁人，其流传亦并不限于鲁人。故以齐、鲁之地域划分《诗》学之流派，实为无稽之谈。刘师培不仅踵袭前人不妥之说，并从而胡乱推广发挥，失诸考证。

《史记·儒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汉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由此可见，西汉之《礼》学仅今文《士礼》一种，出自鲁人高堂生，别无他途。孟卿师从瑕丘萧奋，而瑕丘属梁不属齐。《礼》学之源既出于鲁人，受孟卿以《礼》者复为梁人而非齐人，焉得仅据孟卿之为齐人而称其《礼》学为齐学？《逸礼》虽出于鲁而藏于内府，无论朝廷与民间一向并无传授之者，至汉平帝时始因提倡古文的王莽执政而得以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毛诗》等一同立于学官。事涉今古文学派之争而无予齐学、鲁学之分。故《礼》学之有《逸礼》，亦不得视之为《礼》学之有“鲁学”学派之证。

至于《论语》，在西汉之世不予经学之列，故当时虽有《齐论》、《鲁论》之别，而无予经学流派之分。

唯《春秋》学之有齐学、鲁学之名，见诸史册。《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即其证明。

不过，韦贤等人之言是否反映事实，也未尝不可存疑。很可能只是为投宣帝之好、趁机排挤非《公羊春秋》学派的一个借口而已。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春秋》之学确有齐学、鲁学之分，亦不得据以推广为西汉经学各经皆有齐学、鲁学之分。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引郑玄云：“其始之书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或据此而以郑玄之方言说探齐鲁分流之源。以理推之，未尝不可以信。不过，郑说既不能解释为何除齐、鲁之外，不闻其他以地域命名之学，比如，燕人韩婴之《诗》，为何称之为“韩诗”而不仿“齐诗”、“鲁诗”之例称之为“燕诗”？《公羊》、《穀梁》之不同，绝非因方言读音差异所致，而《春秋》学之有“齐学”与“鲁学”之分，正是西汉经学之有齐学、鲁学之分的唯一可靠凭据。由此观之，郑玄之方言起源说，亦不足信。